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展望

一国主权信用风险由其内部的政治 、经济 、金融 、财政 及外债保障能力等五类因素复合决定，但受一国或区域风险特殊性影响，各区域、各国上述因素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别。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稳定性与政府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较低的政府负债率使其财政实力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部分国家较低的外债负担以及外汇储备对短期外债良好的覆盖能力令其外债保障能力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见图1）。

展望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加剧并在低位区间徘徊，区域地缘政治风险依然高企，面对复杂且严峻的外部形势，“一带一路”沿线（以下简称“沿线”）国家经济下行风险上升，并对本国财政稳健及外部流动性提出重大挑战。

由于沿线各国经济韧性、财政与外部缓冲存在显著差异，区域内主权信用风险分化将加剧，大部分国家主权信用可保持稳定，少部分国家主权信用风险积累。具体分析如下：

一

地缘政治风险处于较高水平，国内执政基础面临重大考验，仍是2020年部分沿线国家主要风险之一。

1. 沿线地缘政治风险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局部地区虽有冲突升级迹象，但在各方高度克制下出现地区局势失控的概率较小。

2020年，地缘政治冲突仍是沿线部分国家主要信用风险之一，部分地区政治风险有所缓和，部分地区受制于大国博弈、民族宗教矛盾尖锐等，政治风险继续处于很高水平，但出现地区局势失控的可能性不大。具体来看：

中东地区仍是2020年沿线地缘政治风险最高的地区，但在多方因素约束下，爆发大范围、高烈度军事冲突及战争的可能性较小。2020年初至今，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遭美军空袭身亡导致美伊冲突迅速升级，美国推出“新中东和平计划”再度加剧巴以冲突，土耳其出兵叙利亚及放开难民边境令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及欧美关系更趋复杂。总体看，2020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集中在中东地区。

不过，从苏莱曼尼事件发生后主要涉事国家的态度及实际行动看，在各方高度克制下2020年地区局势出现失控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战略安排及调整是扰动中东局势的最重要因素，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和总统选举影响，抗击疫情、稳定国内经济成为特朗普政府主要精力所在，在此情形下美国大幅升级海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较小。

其次，2019年美国“极限施压”政策已令伊朗经济陷入困境，作为受新冠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控制疫情、经济脱困、防止国内矛盾急剧激化是伊朗核心任务，因此2020年美伊关系较大可能继续处于高度紧张但双方保持基本克制的状态。

最后，中东是全球主要原油供应地，叠加地区冲突带来的难民压力，欧洲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在缓和地区政治冲突方面也将极力斡旋。此外，疫情冲击下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也将牵制中东地缘政治主要涉事国家的军事行动。

除中东以外，民族宗教矛盾、边境领土冲突、恐怖主义袭击以及大国政治博弈仍是其他部分沿线国家的长期安全隐患。阿富汗、埃及等南亚、中东北非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继续面临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袭击的威胁。印巴边境克什米尔地区紧张局势在2020年仍有可能加剧。乌克兰2019年政治局势有所缓和，但俄欧美等主要大国政治博弈，以及国内突出的民族矛盾，令乌克兰2020年政局稳定性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些政治安全隐患将不同程度对沿线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造成威胁。

2. 腐败、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凸显，传统政党政治根基和执政能力面临更大考验。

沿线大部分国家政治民主化发展不成熟，政治体系脆弱性显著。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放大了贫富分化和腐败等问题，社会矛盾激化，传统政党民意支持率下降，政治碎片化愈加明显。2019年喜剧演员泽连斯基意外当选乌克兰总统，以色列出现长达一年多的政府组阁僵局，中东欧、独联体及中亚部分多党制国家普遍出现传统政党式微、议会政党碎片化加剧、政府组阁艰难及政府稳定性下降等问题。

而对于强人政治传统根深蒂固的部分中亚国家和中东君主制国家，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也对其现存政治统治基础提出挑战。2019年纳扎尔巴耶夫辞去总统职务对哈萨克斯坦政局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一度引起市场高度关注。2020年面对全球新冠疫情冲击，这些国家能否妥善应对外部冲击、化解国内社会矛盾，并为未来政权有序更迭做好制度铺垫，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近年来沿线国家政府稳定性因社会经济问题日益突出而受到侵蚀，这将持续制约政府长期执政能力。

二

多重外部冲击将令2020年沿线经济陷入衰退，2021年随着冲击结束经济有望反弹；沿线国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经济稳定性因经济韧性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1. 沿线国家经济外部性特征明显，全球新冠疫情危机、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加剧并低位运行成为2020年沿线国家经济主要掣肘。

沿线国家经济外部性特征明显，大部分国家对外贸和外国资本依赖度较高。2019年，沿线整体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依次为76.3%、39.8%和36.5%。除南亚（38.8%）外，其余区域外贸依存度均超过50%，中东欧和东南亚进、出口依存度均超过50%，其中出口依存度分别为63.3%和58.9%，进口依存度分别为60.6%和54.8%。

另一方面，国内资本积累不足、技术实力薄弱令外国直接投资对部分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2019年沿线整体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规模为GDP的39.7%，其中东南亚、中亚、中东欧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规模/GDP均超过50%，分别达到81.6%、65.5%和67.6%。总体来看，沿线国家已深度融入全球贸易链和产业链，经济深受全球经济波动影响。

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外需萎缩、大宗商品价格跌至低位及全球资本流动减缓等，将严重冲击全球经济，并成为沿线经济增长的主要掣肘。

首先，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升级态势以及有限的公共医疗水平令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疫情威胁，中国、欧元区、美国等核心经济体先后成为疫情震中地带将显著拖累全球经济增速，并从需求端、生产链、供应链、资金链等环节冲击沿线国家的外贸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部分国家甚至面临资本外流的风险。

其次，在外需大幅萎缩的情形下，国际能源价格将带动大部分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下行，这虽有利于东南亚、南亚、中东欧及中东北非等能源及资源进口国，但对中东石油生产国、中亚及俄罗斯等主要能源和资源出口国形成不利影响。

最后，2016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低位震荡、全球制造业活动减弱令全球直接投资活动放缓，沿线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出现连年萎缩。虽然2019年该局面有所好转，但2020年在新冠疫情和大宗商品价格双重压力下，“一带一路”沿线FDI净流入或将大幅萎缩。

2. 多重外部冲击下沿线国家经济将陷入不同程度衰退，但随疫情风险消退，2021年各国经济将出现反弹。

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增速从2018年的3.9%明显放缓至2.7%，创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远低于2010-2018年4.5%的平均水平，且2008年以来首次低于全球增速。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经济脆弱性暴露令部分区域内核心国家经济明显减速，并拖累区域整体表现，如受印度、土耳其拖累，2019年南亚、中东北非区域经济增速较上年分别下降1.8和1.3个百分点至4.3%和1.9%；

二是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大宗商品价格小幅下行及非能源部门增长乏力，导致主要产油国经济增速放缓，中东产油国和独联体经济增速因此下滑1.5和0.8个百分点至-1.3%和1.6%；

三是国际贸易摩擦升级，全球制造业低迷，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不同程度下滑，导致沿线国家出口贸易及与全球产业链相关的加工制造业受到冲击，中东欧、东南亚经济增速较2018年下降0.6-0.8个百分点至3.7%和4.3%；仅中亚地区因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增速未出现下滑。总体看，2019年亚洲和中东欧是“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20年多重冲击下沿线各国经济将普遍陷入衰退，内生增长动力不同令各国受冲击程度存在较大差异。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令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显著上升，外需和直接投资萎缩、疫情隔离防控导致的内需下降将显著拖累沿线经济，预计2020年沿线整体经济增速将衰退3.2%。

分区域看，在疫情冲击、能源价格深跌、主要出口市场和外资侨汇收入来源国经济深度衰退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中东产油国、独联体、中东欧等区域经济衰退幅度将超过5%，其次为中东北非，经济衰退幅度为4%；东南亚、中亚、南亚在部分国家维持低水平正增长的托底作用下，衰退1.1%-1.3%。

基于当前全球共同抗疫的共识与合作正在持续深化，大部分沿线国家的经济活动虽因隔离限行措施受到明显影响，但在积极经济纾困措施支持下，其生产与消费能力目前尚未遭到根本性破坏，叠加2020年低基数效应，预计2021年随着新冠疫情风险消退，各国经济将陆续步入正轨，国际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在需求修复带动下将小幅回暖，沿线经济增速将出现5.5%的正增长。

其中，亚洲正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随着经济秩序回归正轨，经济回升幅度将更为明显，东南亚、南亚经济增速有望回升至7%以上，大幅好于全球大部分国家；中东产油国和独联体国家则因国际能源价格上行动力仍显不足，增长表现不及其他区域。

3. 沿线区域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经济稳定性因各国经济韧性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2008年以来，沿线区域经济增长总体好于全球平均水平，是全球最具经济增长潜力的区域之一。从增长动力来看，沿线各区域经济比较优势存在明显差异，中东欧、东南亚及独联体部分国家工业基础较好，中东、中亚及俄罗斯能矿资源丰富，南亚国家劳动力资源优越，中东与东南亚金融深化程度较高，这使得各区域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互补性，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其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

中期来看，此次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或将加剧以核心发达经济体为中心的逆全球化趋势，这将使沿线资金与技术积累不足的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以及外向型小型经济体面临更大的外贸和资金压力。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吸引力或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加快推进沿线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促进沿线各区域生产要素、产品服务、资本、人员和信息的互联互通，整合和优化区域内资源，进一步提升沿线各国经济竞争力及其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此次疫情冲击也令沿线国家经济结构性差异进一步暴露。亚洲正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随着经济秩序回归正轨，区域经济合作加深（如RCEP，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望在2020年底签署），经济增长动力更加强劲。中东欧经济基础较好，但受欧元区长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影响，经济或受一定拖累。独联体、中东产油国、中东非北在疫情前已存在明显的经济结构调整压力，产业结构单一、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对经济的拖累作用依然显著，经济韧性有待提升。

三

贬值和通胀风险令货币政策宽松空间受限，外部流动性收紧和实体经济恶化令沿线国家金融体系稳健性承压。

1. 全球货币政策加速宽松背景下，贬值和通胀风险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政策宽松幅度受限。

2019年，在全球货币政策转宽、国内通胀温和下行及经济减速压力上升的背景下，沿线国家普遍宽松货币政策以振经济。

以美联储连续三次降息、欧央行实行负利率等为代表，2019年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叠加国内经济增速趋缓、通胀下行为央行降息腾挪空间等因素，当年沿线有28个国家政策利率不同程度下调，降幅在0.25-12个百分点，其中11个国家政策利率下调幅度超过1个百分点，土耳其政策利率从年初的24%下调至年末的12%。沿线其余国家虽未降息，但有21个国家政策利率已经处于3%以下的历史低位。

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宽松政策加码，但贬值和通胀风险上升令沿线国家货币政策宽松幅度受限。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主要央行政策利率已基本降至0%左右，并纷纷加码量化宽松以稳定市场信心和提供充足流动性。

然而，避险情绪强烈令全球“美元荒”或贯穿上半年，美元强势运行及资本外流风险令沿线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面临较大的货币贬值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通胀风险，货币政策宽松受限，少部分国家甚至存在加息可能。下半年在全球主要央行维持超宽松流动性的背景下，随着市场信心回调，部分国家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有望逐渐缓解，并获得一定货币宽松空间。

2. 外部流动性收紧及实体经济恶化，将令沿线国家金融体系稳健性不同程度承压。

沿线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层次不齐，2020年部分国家金融体系将受一定程度外部流动性冲击。2019年，沿线国家仅有5个国家M2/GDP超过100%，近一半国家该指标低于60%。

分区域看，东南亚新加坡为亚洲重要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马来西亚是全球最大的伊斯兰债券市场，泰国和越南金融深度也已达全球最高水平，近年来东南亚凭借良好的经济表现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依托石油出口收入形成的大量美元资产，中东阿联酋已成为全球三大伊斯兰金融中心之一，黎巴嫩为中东重要区域金融中心；中东欧国家来自欧洲发达经济体的外资银行占比较高，欧元区超宽松货币政策形成的流动性通过外资银行、直接投资和外债等方式进入中东欧国家实体经济；而独联体和中亚国家金融发展水平最低，大部分国家M2/GDP低于30%，经济发展长期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债，银行及实体经济美元化程度较高。

受此影响，2020年上半年在全球流动性恐慌性收紧的情形下，经济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及前期国际证券投资流入较大的国家，金融体系将面临不同程度的外部流动性压力。

另一方面，2020年实体经济恶化或将逆转沿线国家金融稳健性改善势头，资产质量承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银行资产质量层次不齐，如乌克兰2019年不良贷款率近50%，严重制约银行信贷投放功能，而新加坡、以色列等国不良贷款率不足2%，稳健性较好。近年来，经济增长向好、金融监管加强令沿线大部分国家银行业资产质量持续改善，仅土耳其、黎巴嫩等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出现恶化。

2020年，考虑沿线各国实体经济盈利和现金流将不同程度恶化，预计各国金融稳健性向好势头将出现逆转，资产质量承压。其中，大部分国家金融风险可控，土耳其、黎巴嫩等国金融体系受外部流动性收紧、实体经济持续恶化及主权债务违约等影响，风险最为明显。

四

外部冲击下沿线国家短期财政平衡和债务负担将出现显著恶化，大部分国家偿债风险可控，少部分国家偿债能力将持续处于脆弱状态。

1. 财政收入下降和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下，2020年沿线国家财政赤字将明显扩大，并加速政府债务水平上升。

面对外部风险上升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预计2020年沿线国家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均将明显上升。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令大部分沿线国家财政政策由审慎转向略积极，沿线各级政府加权平均财政赤字率从2018年的2.1%扩大至3.2%，各区域财政平衡不同程度恶化。

2020年，考虑2月以来新冠疫情升级态势及由此带来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压力，预计大部分沿线国家将加大财政刺激力度：一是增加公共卫生和防疫支出，防止国内新冠疫情恶化并冲击实体经济；二是增加社会民生和经济支出，尤其加大对家庭与企业财政扶持力度，稳定国内消费与投资。同时，经济恶化和税费减免措施也将令沿线国家财政收入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因此，预计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各级政府加权平均赤字率将升至6.7%。各级政府加权平均负债率将从2019年的47.3%上升至52.5%。

分区域看，2020年沿线各区域政府财政平衡和负债率不同程度恶化。

独联体区域政府加权平均财政平衡将由上年小幅盈余状态转为5.3%的赤字；中亚、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也将由0.5%、1.3%和1.5%的小幅赤字率扩大至4.5%、4.3%和6.1%的较高水平；南亚、中东北非在2019年的较高水平上进一步升至7%以上，中东产油国则受石油收入大幅萎缩影响冲至10%以上的高位。

受此影响，2020年沿线各区域政府负债率也将不同幅度上升，以中东产油国涨幅最为明显。

2. 沿线大部分国家政府偿债风险可控，少部分国家在高负债状态下偿债能力处于很低水平，中长期沿线各国普遍面临重建财政缓冲的压力。

面对疫情冲击，沿线各国偿债能力存在显著差异，部分财政赤字及债务均处高位的国家偿债能力持续处于很低水平。

具体看，2019年以来政治风险上升、经济恶化、存款外流、外部融资受阻令黎巴嫩畸高的公共债务难以为继，2020年3月发生主权债务违约；过高的赤字和债务水平，自身根深蒂固的政治经济问题，突出的地缘政治风险，也使中东北非的埃及、南亚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中东的伊朗和伊拉克等国偿债能力长期处于很低水平，短期偿债压力很大；中亚（除哈萨克斯坦）及独联体（除俄罗斯和阿塞拜疆）大部分国家由于政府外币债务占比过高，2020年还将面临汇率贬值风险带来的偿债压力；而其他中东产油国、中亚及独联体能矿产品出口国则凭借前期积累的主权财富基金和财政缓冲，可较好应对此次疫情和油价冲击；东南亚及南亚其他国家凭借良好的经济韧性，短期偿债风险可控；欧元区超宽松流动性将继续保障中东欧国家政府债务滚动。

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各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大幅上升，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减免25个国家债务，对各国援助规模提高至1000亿美元。国际多边机构和主要经济体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流动性支持（如金融援助、延缓债务偿付等）及援助，将有助于缓解沿线脆弱性国家的融资骤增压力，降低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

同时，经过数次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沿线大部分国家普遍加强了财政纪律和债务风险管理，随着新冠疫情影响逐渐消退，预计沿线各国将有序退出财政扩张和经济刺激计划，加之经济逐渐回归正轨并快速反弹，预计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加权平均赤字率将小幅收敛，政府债务大幅上升势头也将得到遏制。

中长期看，疫情结束后沿线各国将普遍面临重建财政缓冲的挑战。2008年以来沿线国家共经历了两轮财政周期：第一轮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沿线各级政府加权平均赤字率达到4.8%的高点；第二轮为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暴跌，财政收入锐减和推动非资源部门发展导致中东产油国、中亚及俄罗斯等资源出口国财政恶化，2015-16年沿线加权平均赤字率升至4.3%-4.5%。

不过，前期财政盈余积累和降债措施为沿线国家两次财政扩张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财政空间，2008年和2013年沿线各级政府加权平均负债率仅为34.5%和37.6%。对比之下，当前沿线国家财政空间已明显收窄，随着疫情冲击结束，全球经济金融秩序回归正轨，后期沿线国家将普遍面临重建财政缓冲的压力。

五

沿线国家外部信用风险继续呈现两极分化特征，高经常项目逆差和高外债国家外债偿付能力将继续处于很低水平。

1. 受经常项目恶化和资本外流风险影响，2020年部分沿线国家存在明显贬值压力。

受外需下降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冲击，2020年沿线地区经常项目转为逆差，内部分化更加明显。

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加速及大宗商品贸易繁荣，2000-2014年沿线经加权的年均经常项目平衡/GDP为2.7%，此后因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外需减弱顺差规模收窄。2020年，考虑新冠疫情造成全球需求深度萎缩、大宗商品价格跌至历史低位且短期反弹无力，预计经常项目平衡/GDP将由上年1.0%降至-1.3%。

不过，由于各国在历次金融或经济危机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进展不同，大宗商品价格深跌和外需萎缩对沿线各国出口创汇能力的影响不一：中东产油国、中亚等资源出口国经常项目平衡/GDP显著恶化至-5.1%和-6.9%，独联体受俄罗斯和阿塞拜疆影响由顺差转为0.1%的微幅逆差，南亚、中东北非则获益改善至0.9%和0.3%的小幅逆差，而东南亚、中东欧因外需萎缩造成的出口下降影响更为显著，经常项目平衡/GDP小幅恶化至0.5%和-1.7%。

叠加资本外流风险，部分沿线国家2020年面临较大贬值压力。2020年一季度，沿线国家中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累计贬值超过15%，土耳其在上年贬值12.5%的基础上继续贬值9.7%。

总体来看，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恐慌情绪下国际资本大量撤出新兴及发展中国家，是沿线国家本次贬值的主要原因。考虑疫情冲击下全球避险情绪较强、美指保持强势运行态势，2020年沿线国家将普遍面临贬值压力。其中，东南亚、南亚大部分国家外汇储备充足，经济韧性良好，贬值压力相对较小；中亚、独联体及中东北非部分国家则因经常项目恶化、外资下降及撤出风险等，贬值压力较大。

2. 短期沿线各国外债偿付能力继续呈现两极分化特征，大部分国家外债偿付风险可控，少部分国家外债偿付能力继续处于很低水平。

受外汇缺口扩大影响，预计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加权平均外债负担率将由上年的42.2%上升至43%，沿线各区域及国家继续保持两极分化特征。

具体看：中东欧外债水平仍居沿线各区域之首，2020年外债下降趋势虽出现逆转，但在2021年后有望重新回归下降趋势，受欧元区量宽货币政策支持，外部流动性和外债偿付能力可保持稳定；中东北非、中亚、独联体部分国家（除俄罗斯和阿塞拜疆）对外资高度依赖，外债负担沉重，短期外债偿付压力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

东南亚若剔除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令其外债负担率极高，但实际处于净债权国地位），大部分国家（除老挝、柬埔寨外）自亚洲金融危机后建立起充裕的外汇储备，经常项目长期顺差，外债水平较低，整体抗外部风险能力较强；中东石油生产国在主权财富基金支持下外债偿付风险较小，但极高的地缘政治风险将长期威胁伊朗、伊拉克等国外债偿付能力；南亚仅孟加拉国和印度外债负担较低、外债偿付风险可控，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长期面临沉重的外债偿付压力，阿富汗将继续依赖多双边援助。

总体来看，沿线各国外债偿付能力两极分化特征极为明显，长期经常项目大幅逆差、外债负担沉重的国家极易受到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冲击，外债偿付能力长期处于很低水平。由于此类国家外债结构中多双边官方借款占比较大，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双边机构计划加大对新兴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援助，延缓其短期到期债务偿付，将有助于缓解此类国家的短期外部流动性风险和偿债压力，使其偿债能力在低水平维持稳定。

数据来源：东方金诚主权数据库

1、对该项要素的评估主要围绕一国政治稳定性和政府效率进行评价，即“政治稳定与政府能力”评价。

2、对经济实力的评估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平衡。

3、金融实力主要通过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稳健性和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

4、一国财政实力主要通过财政平衡能力、债务可持续性进行评价。

5、一国外债保障能力的评估主要包括本币汇兑能力、外债负担、外部流动性三个部分。

6、GDP规模、人口、人均GDP、主权债务总额均为2019年数据，部分为估计值；各级政府负债率=主权债务总额/GDP规模，为2019年数据，部分为估计值。

数据来源：CEIC和各国财政部

（来源：东方金诚主权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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